作者：曹鴻輝
『澤命不渝』是我對管仲最神往的一句說話，而且從中重新探索出一種重要中國古代文化『信』。
老子說『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』，並且說了兩次，這句話實在不簡單。這兩個『信』字意思並不相同，但在多翻推敲和研究後，才確定這兩個『信』字的意思。第一個『信』字是政權對人民信諾，第二個『信』字是人民對政權的信任。但在幾千年前，又不是選舉提出政綱，那麼政權會對人民有些甚麼信諾呢？除了確保人民的生活，便應該再沒有其他了，這便是『信』。
在〈管子。小問〉篇提到，『桓公問治民於管子』，然後『管子對曰：「信也者，民信之。忠也者，民懷之。嚴也者，民畏之。禮也者，民美之。語曰：『澤命不渝』，信也。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」』。管仲答話中說『信也者，民信之』，便就是『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』的正面說話，『信也者』的『信』，便就是『信不足焉』的『信』。
管仲再補充說『澤命不渝，信也』，矢志不渝地福澤人民照顧人民生活，便是『信』，這是管仲回答齊桓公如何治民，這個『信』，明顯就是說明政權有一種照顧人民生活的社會責任，跟著『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』，人民所不願意見到的，就是難以生活，這便是『仁』，亦同樣是〈管子。侈靡〉篇所說的『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，仁也』的『仁』，也是〈管子。戒〉篇所說『以德予人者，謂之仁』的『仁』，同樣也是〈管子。立政〉篇所說『大德至仁』的『仁』。這個照顧人民生活的『仁』，便就是《道德經》說的『上仁為之而無以為』的『仁』，貫通整個《道德經》所講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。
〈管子。正〉篇說『能服信政，此謂正紀』，能夠以『信』施政，就是『正紀』，也就是中國古代傳統的『政者正也』理念，也就是〈管子。法法〉篇所說『政者，正也；正也者，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』。這論述，貫穿了中國古代的整套政治理念，便是照顧全民生活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。
這照顧全民生活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，並非施舍，而是『壯有所用』，有能力工作的都能夠工作，憑自己勞力養活自己一家，無能力工作的才受無償照顧，即是『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』，整個『信』的政治理念，可以說是繼承自『大同』的和諧社會觀念。
那麼怎樣『壯有所用』，便是施政政策所在。讓人民自食其力，即是為人民建立一個可以生活的營生環境。在古代農業社會，所謂營生環境，便是有田可耕，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，同時還包括監督農業運作的措施，以便正常生產，所以《管子》中有大量農業運作措施的記述，現在看來似乎簡單，但在兩三千年前，算是十分先進。
《道德經》還補充說『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』，對於能善工作的加以改善，不善工作的當然亦要加以改善的了，最警世還是下一句，信任政權的，政權會保障他們生活，不信任政權的，政權同樣保障他們的生活，這便是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的『信』，即是『德信』。
兩三千年前甚至四五千年前，實在太遙遠了，現在亦不是農業世代，但人要生活這「基本人權」卻從來沒有變過。談古並不是思古之幽情，而是溫故知新，反覆思量，為何現代會有失業問題？為何會有貧窮問題？現代人都好像麻木了，竟然習以為常，難道就把責任推給自由市場便算了？因為結構性的失業貧窮問題是會帶來社會不安甚至社會動亂的。〈管子。大匡〉便說『夫不信於民則亂』，橫觀世界，多少社會動亂便是由生活沒有保障而引起，這道理似乎千古不易。
古代這個『信』字，帶出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理念，應該對現代社會極具啟發性，一個社會出現失業和貧窮，應該是政府負的責任最大。而這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照顧社會，就是一個營造營生環境觀念，古代農業社會有農業社會的營生環境，現代進入新時代，亦應該有新時代的營生環境。
香港回歸後，政府一直強調營造營商環境，在數十年前，營商環境可以帶動建立營生環境，但高科技發展改變了營商環境的生態，漸漸與營生環境脫節，甚至開始破壞營生環境。營生環境不同於營商環境，營生環境是確保人人有一份工作，可以解決食住問題，養活一家。營商環境只方便企業營商，難以確保人人可以謀生。在營商環境中，企業經商有其營商專業選擇性，在市場競爭下，會出現發展不均，使謀生工種選擇性不斷萎縮，形成一種壟斷，變相謀生機會由市場上的企業操縱著，在其他國家，這便是結構性失業的原因。在香港，雖然數字上失業率回下至2.9%，但是，行業及工種開始趨向集中，尤其是趨向集中服務業及飲食業，這是不健康，這便是年輕人總是覺得沒有出路的原因。
我們必須注意營商環境與營生環境之別，在營造營商環境之餘，亦要注意營生環境的發展和配套措施，使社會營生取得平衡，人人能有謀生和發展的機會，社會才會和諧。管仲『澤命不渝』這句說話，實在並不過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