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仲『以人為本』經濟理念，寫在《管子。國蓄》篇。《管子。國蓄》篇主要闡釋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經濟原則，以及用作權衡輕重的以人為本貨幣政策，重現一為種失傳了2600年的貨幣功能。
《管子。國蓄》篇中的國蓄，是國家財富的意思，英文就是Wealth of Nations，管仲的國家財富觀念，比亞當斯密(Adam Smith)還要早24個世紀。
管仲提出統治者施政要『以人為本』，意謂統治者的財富收益，本來是由人民勞動所得分成而來，所以應對人民尊重，尊重人民的生存，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，這樣子，人民便會勤奮勞動，所得成果便會豐碩，順帶使統治者的財富收益亦因此而更大。
管仲的『以人為本』施政理念，一改當時國家財富即諸侯私人財富的觀念，指出萬民皆有所養時，國家才可算是富強，同時亦藉以國家富強為由，使萬民皆有所養。管仲施政『以人為本』所確立的人權觀，在春秋當世民間影響很大，尤其對老子思想影響非常深遠。管仲提出這一套全新的國富觀念，即是藏富於民。藏富於民理念也與亞當斯密的相似，但實施方向則相去甚遠。
周朝行封建制，諸侯分享了天子的國土，國家變成諸侯的私產，國與國之間亦因而有利益衝突，情況與歐洲十七八世紀時相似。亞當斯密之時，歐洲各國以國富兵強為要，重商主義加上殖民主義擴張，國與國之間利益衝突導致國際紛爭，各國因而設立關稅壁壘，以防他國經商致富權力坐大，因而影響國內民生。亞當斯密此時提出撤銷關稅壁壘，刺激貿易，振興經濟以達致全民受益，藏富於民，民富等於國富，是當時的全新觀念。但西方傳統找不到權力調節社會的思想，雖然是民富，卻只是富了民間的有錢人，貧富懸殊差距仍大，亞當斯密藉自由貿易振興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算盤並不打響。社會無法調節的後遺症亦禍延至今，貧富差距擴大，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亦無法化解，情況有目共睹。從確解《道德經》中，找回中國古代『道』的生存權理念，找回『德』的權力社會責任保障百姓生存權，可以化解資本主義困局之餘，更重新發現管仲及《管子》的重要性，他的『以人為本』經濟理論，足以為現世所借鑑，老子說『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』〔道57〕，可說是此之謂也，而『以人為本』的經濟理論，除可以解除現今由資本主義極化所造成的經濟不明朗因素外，更是世界和平的契機。
《管子。國蓄》篇白話解註如下：
『國有十年之蓄，而民不足於食，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。君有山海之金，而民不足於用，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。故人君挾其食，守其用，據有餘而制不足，故民無不累於上也。五穀食米，民之司命也；黃金刀幣，民之通施也；故善者執其通施，以御其司命，故民力可得而盡也。』
分段解：國家糧倉雖有足夠十年食用的糧食，但人民勞動所得仍然不足以解決飽肚問題，才會紛紛轉而用盡技巧，博取人君任用，希望食君之祿。人君雖有山高海深之多的黃金，但人民所擁有錢財仍然不足以應付日常使用，才會紛紛轉而用盡心思，向人君賣弄本事，希望賺君之財。所以人君必須掌握糧食調配的權力，以公正態度使糧食運用得當，就這樣，人民才會百分百以上層領導為依靠。五穀食米等糧食，是人民性命所賴以維持的必需品。黃金刀幣等貨幣，只是人民生活物資交易的流通媒介。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君，必會掌控物資交易的媒介，調節生活必需品的供求，使人人生活得到保障，這樣子，所有人的勞動都不會白做白費，都會盡力地去工作。
分段註：
[1]『人君挾其食，守其用，據有餘而制不足』便是權衡輕重，『以人為本』調節社會的理念。這也就是老子所說『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』〔道77〕了。此中所謂『有餘』及『不足』，並非因為能力或勞力差異所造成，而是制度出問題而產生，權衡輕重只是彌補制度上所出現的漏洞，完全不是平均主義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夫民者，親信而死利，海內皆然，民予則喜，奪則怒，民情皆然，先王知其然，故見予之形，不見奪之理。故民愛可洽於上也。租籍者，所以彊求也。租稅者，所慮而請也。王霸之君，去其所以彊求，廢其所慮而請，故天下樂從也。利出於一孔，其國無敵。出二孔者，其兵不詘，出三孔者，不可以舉兵。出四孔者，其國必亡。先王知其然，故塞民之養，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，奪之在君，貧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，親君若父母。』
分段解：一般人民，必然喜歡上層領導恪守誠信為人民謀幸福，亦必會盡一切力量去謀取自己的利益，四海之內的人都是這樣。給予人民利益，人民自然喜歡，倘若奪取人民利益，人民自然會憤怒，一般人民的心理都是這樣。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，所以在施政方面，皆見只會給予人民利益，而不會表露有任何謀奪人民利益的理由。這樣子，領導人自然會得到人民的愛戴。收成前以借的形式向人民收取田租，其實可說是強求於人民，收成後以稅的形式向人民收取田租，這種請求亦令人民憂慮。有駕馭天下能力的人君，都不會強求於人民，亦不會有令人民憂慮的請求，這樣子，天下間所有老百姓必然樂意追從。人民利益就是國家財富，若國家財富中只穿一孔流失利益，這國家可以無可匹敵，若穿二孔流失利益，這國家的兵力仍算強盛，若穿三孔流失利益，這國家的兵力只能守而不能攻，若穿四孔流失利益，這國家必會滅亡。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，所以在治下領土內，讓人民能夠生活，讓人民留下來不會離去，堵塞所有有損人民利益的途徑。給予人民利益，大權操之在人君手裡，奪取人民利益，大權亦操之在人君手裡，要人民貧困，操之在人君手裡，要人民富強，亦操之在人君手裡。人民生活富足時，必會對領導人愛戴如日月，亦會視人君有如親生父母一般。
分段註：
[2]管仲行『藉十一』已較周朝其他諸侯國優勝，而管仲說『租籍者，所以彊求也』，目標更希望連『藉十一』也廢除，希望政府收入完全從行政管理中間接而來，不是直接向人民收取。管仲權衡輕重讓社會回復公平的重點，不在於錢財的均分或均享，而是在於人人都可以生活能夠安居樂業。
[3]管仲秉承『以無事取天下』的和平態度治國，所謂『其國無敵』『其兵不詘』『不可以舉兵』『其國必亡』，只是借用人君的好戰心理，來分析藏富於民與國家利益的關係。
[4]『親君若父母』指出夏商周三代以父子關係來比擬統治階層與人民的關係，人民必須向統治階層有如父母一般孝敬，這便是當時的所謂孝道。管仲提出『君不君則臣不臣，父不父則子不子』，說若然人君沒有履行管治者的責任，不能令人民生活安穩，人民亦不會對人君孝敬，這亦就是權力社會責任的概念。
[5]老子說『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』〔道66〕，江海能夠駕馭百谷，所以可以成為百谷王，這裡所謂駕馭，是指有容乃大，能夠治理百谷不致造成水患。『王霸之君』的所謂『王』，意思是有能力駕馭天下大勢讓天下能治的人。身居王位而沒有駕馭天下能力便就是『道之華』。
[6]《管子。內業》說『執一不失，能君萬物。君子使物，不為物使』，所謂君，就是擁有支配調動的能力，人君便應該具備這種能力，否則便難以作為人君。身居君位而沒有支配調動能力一樣是『道之華』。同時，《管子。內業》說的所謂『一』，就是社會和諧的意思，即低下階層都有所養，同樣也就是老子所說『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』〔道39〕的『一』了。
[7]管仲強調人君的利益，在於藏富於民，就是『以人為本』治國理念，而強調人君利益，只是先要滿足掌權人的心理。『王霸之君，去其所以彊求，廢其所慮而請，故天下樂從也』，便就是老子所說『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，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』〔道2〕。封建禮制正是由於世襲而得權位，掌權人只知逸樂，難有『以人為本』理念，便難以為『君』為『王』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凡將為國，不通於輕重，不可為籠以守民；不能調通民利，不可以語制為大治，是故萬乘之國，有萬金之賈，千乘之國，有千金之賈，然者何也？國多失利，則臣不盡其忠，士不盡其死矣。歲有凶穰，故穀有貴賤。令有緩急，故物有輕重。然而人君不能治，故使蓄賈游市，乘民之不給，百倍其本。分地若一，彊者能守。分財若一，智者能收，智者有什倍人之功，愚者有不賡本之事，然而人君不能調，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。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，貧則不可以罰威也，法令之不行，萬民之不治，貧富之不齊也。』
分段解：凡將身居權位經營所擁有國土的人，若不通曉輕重的道理，便難以設立一道無形的圍欄制止人民離去。不能調和社會讓所有人民都得享利益，使人民無法安居樂業，施政便難以稱得上是大治。這樣子，萬乘大國會出現坐擁萬金的商人，千乘中等國會出現坐擁千金的商人，何解會這樣呢？因為國君自己擁有財富多，人民得益便會少，臣下便不會對人君盡忠，士亦不會為人君盡力。天氣年年都有差異，對農作收成必會有影響，有時會失收，有時會豐收，豐收時糧多，糧價便會低賤，失收時糧少，糧價便會矜貴，此所以人君施政，發令有緩有急，民情有輕有重。要是人君不分輕重，不能治理好社會，便會使商賈可以屯積居奇，乘著人民不能自給的機會，抬高糧價，謀取百倍利潤。其實，要是土地能夠公平享用，勞動力強的人民自然不會離去，要是財富能夠公平享有，智力高的人民自然亦可以收服。智力高的人，有變本增益的才智，有提高十倍功效的能力，愚魯的人，不懂如何變本增益，只知有多少做多少，要是人君不從中調解，民間便會出現謀取百倍利潤的事情發生。富有的人民是難以用俸祿來聘用他們為國效勞，貧窮的人民是難以用刑罰來阻嚇他們不作奸犯科。法令無法讓人民依從，社會無法有效管治，正就是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所致。
分段註：
[8]『為國』便是經營一個國家的意思，但當時所謂『為國』，是有國為之，國是屬於諸侯所擁有，亦即是老子所說的『有為』。
[9]春秋時代，諸侯財富是從人民勞動成果中抽取十分一而來，所以諸侯治下民多，便等如財多國富及國力強大。但人民是可以用腳來投票，可以自由走到別國生活，所以如何蓄民是諸侯治國的重要課題，所以說『為籠以守民』。
[10]所謂『百倍其本』『什倍人之功』，便是老子所說的『什伯之器』，其實『什伯』亦應該並非指一個實數，只是喻其倍數多而已，『什』喻數倍，『伯』喻數十倍。
[11]『智者有什倍人之功』之智，若然只運用在謀財上，便就是老子所說只知人之道而不知天之道的『知人者智』〔道33〕。
[12]這裡『分地若一』『分財若一』的所謂公平，並非平均主義，只是公平享用的意思，所謂公平享用，是保障應有自食其力的機會，保障應有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致受到剝奪。[13]管仲思想『以人為本』，『君不君』的相反便是『君君』，但意思是人君履行其治國的權力社會責任，亦即是老子所說上對下『上仁為之而無以為』〔道38〕的『仁』，與孔子說的『君君』不同。孔子的『君君』，意思只是人君享有其高貴的君主地位，臣民必須尊敬，這亦即是臣民下對上『克己復禮』的『仁』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且君引錣量用，耕田發草，上得其數矣。民人所食，人有若干灸畝之數矣，計本量委則足矣，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，穀有所藏也。人君鑄錢立幣，民庶之通施也。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，然而人事不及，用不足者何也，利有所并藏也。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，鈞羨不足，分并財利，而調民事也。則君雖彊本趣耕，而自為鑄幣而無已，乃今使民下相役耳，惡能以為治乎？』
分段解：就算人君在國家糧產和財政支出上，以及耕作田地及牛馬飼料上，預算得宜，就算民間所需糧食，按田地計算總產量亦應該足夠，但竟然仍有飢民沒有足夠糧食充飢的情況存在，到底是甚麼原因呢？主因是有人把糧食屯積收藏。人君鑄造及發行錢幣，目的在於為民間提供通貨，作為物資交易的媒介，但竟然錢幣通貨數量仍不足以應付市場應用，又是甚麼原因呢？主因是有人把錢幣收藏起來。若果人君不能夠把私人積聚過量的糧食錢財疏散，不能夠為不足的人補足，不能夠讓民間財利有所調和，不能夠藉此調解社會問題，那麼就算人君積極開墾及鼓勵農作生產，以及不斷鑄造錢幣，最終亦只有讓民間中的窮人任意讓富人勞役，這又怎可以算是治理國家呢？
分段註：
[14]所謂『且君引錣量用，耕田發草，上得其數矣。民人所食，人有若干灸畝之數矣，計本量委則足矣』，就是政府財政預算。單看GDP增長或單看財政收支平衡，假若貧富懸殊及失業情況嚴重，政府仍然算是失職。
[15]所謂『自為鑄幣而無已』，即不斷發行貨幣流入市場，這正就是現今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(Quantitative
Easing)，歐洲央行挽救歐債危機重振經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(LTRO)情況也差不多，歐盟政府為欠債國提供貸款，只是救債而不是救人，欠債國實行緊縮政策，也是救債而不是救人，『反者，道之動』〔道40〕，只會更加招至社會動盪不安。歐債危機正逐步惡化，國際貨幣基金(IMF)只尋求增資提高LTRO水位，是解決不了歐債問題。其實私人市場上根本充斥大量資金，且匯流成洪水，據2012年4月對沖基金研究機構(HFR)指出，單是對沖基金所管理的資產已上升至2.13萬億美元，倘若沒有泄洪辦法，私人市場上的資金只有不斷尋找金融投資途徑增值，資金難以投到實業去開創職位，即是『而人事不及，用不足者何也，利有所并藏也』，資金去不到實業而不斷積聚，形同凱因斯所說的Excessive
Savings，但在現時的極化情況，傳統調節匯率、利率、稅率的散積聚方式已不再奏效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觀沒有『以人為本』的權衡輕重理念，所有政府注入市場的資金，最終只會流入私人口袋，藉以開創職位解決經濟困境的機會甚微，『惡能以為治乎』，又怎可以作為治世的理念呢？
[16]現時所謂暴利，已非是息率高低的問題，而是因為前此不斷放債，本金已變得異常龐大，就算是超低息率，利息亦異常龐大，超出了收入，資不抵債。這已是一般常識了。現今世界是資本主義市場運作，各國皆然，在欠缺競爭力的情況下，經濟只有不斷萎縮。政治不在於管理數簿，不在於數字上的增值或收支平衡，而是在於全民生活有保障，這是權力的社會責任。沒有生計，便沒有還債能力，便沒有信用，所以要建立還債的信用，便應該由打好生計基礎著手。『基建社會企業』(Real-Infrastructure Social Enterprise)可以為全民生計基礎打好基礎，重建信用，解決債務。現有的經濟觀念必須改變，必須用『以人為本』的全新思維來解決問題。
[17]管仲的所謂『分并財利』，並非指直接從富人口袋收回財富，並非直接攤分給窮人，而是藉著法令對沖，平抑物價，間接地不讓富人積聚過多財富而已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歲適美，則市糶無予，而狗彘食人食。歲適凶，則市糴釜十繈，而道有餓民，然則豈壤力固不足，而食固不贍也哉？夫往歲之糶賤，狗彘食人食，故來歲之民不足也。物適賤，則且力而無予，民事不償其本。物適貴，則什倍而不可得，民失其用。然則豈財物固寡，而本委不足也哉？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。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，操事於民之所有餘。夫民有餘則輕之，故人君斂之以輕。民不足則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斂積之以輕，散行之以重，故君必有什倍之利，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。』
分段解：某年農作豐收，市場上賣糧價賤，且乏人問津，糧食甚至用來作豬狗牲畜的飼料。第二年剛巧農作失收，市場上買糧價貴，一釜糧價可高如十吊錢，這種情況，又豈是人民疏於勞動而致使糧食不足所致呢？只是因為天氣難以年年都能夠調和所致，至有舊年豐收賣糧價賤，豬狗吃人糧，第二年失收，導致民不足食。糧價賤時，農民付出勞力但收成乏人問津，虧本及得不償失。糧價貴時，價高十倍仍然難買得糧食，農民就算付出了勞力也是徒然，這種情況，又豈是糧食固然難求而用本不足所致呢？只是因為買賣失去時機，至有糧價波動之如此厲害。善於施政的人，此時會作安排給予補充人民生活的不足，同時會在人民有餘糧時作好備糧的事。人民有餘糧的一年便會不太重視糧食，此時人君可以以低價收購糧食回來。人民糧食不足的一年便會重視糧食，人君再可以稍高價散發積糧賣給人民。低價買入積糧，高價賣出散糧，人君自會從中得到十倍利潤，那麼人君的庫房收支數目便可以平衡了。
分段註：
[18]管仲行『藉十一』，發錢幣予人民來抵銷借數，藉積糧散糧而使錢幣回籠，人君的錢幣收支數目便可以平衡了。
[19]人君藉著這種糧食管理從中取利，卻不覺強取，便是前文所說『見予之形，不見奪之理』。
[20]這是時間上的權衡輕重，透過糧食管理來平衡豐年凶年的差異，錢幣只作媒介，使人民在凶年也有足夠糧食。同時人君取十倍之利，足以平抑民間百倍的暴利。
[21]事實上，管仲治下齊國，有關田土水利人口等已發展出完善的政府管理模式，這些非體力勞動及上層管理工作，也有其付出，但收成難以像體力勞動成果那樣可見，當時仍有爭議，所以孟子說『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』，孟子這裡所說的大人小人並非一個階級觀念，只說明能力差異而已。
[22]古代農業革命發生後，社會出現上下分工，下層的生存權是為『道』，上層管理保障下層的生存便是『德』，即是權力社會責任。上層管理逐漸形成權力，發展成王朝帝制時，變成統治，上層管理亦漸漸變質，形成階級制度，上層管理變成了一個只有外表的空殼，即是老子所說的『道之華』，社會不公亦由此而起。雖然如此，夏商兩代的上層仍存在著權力社會責任，亦即是『仁』。至周代時，權力社會責任逐漸淡忘，走向純階級統治的禮制，只有如管仲老子孟子等民間有識之士，重提這權力社會責任。孟子說『或勞心，或勞力；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：天下之通義也』，正是這個意思，本來是沒錯的，可惜孟子卻因而支持禮制，社會上下層分工，成了階級統治的理據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凡輕重之大利，以重射輕，以賤泄平。萬物之滿虛，隨財准平而不變，衡絕則重見。人君知其然，故守之以准平，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，藏繈千萬。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，藏繈百萬。春以奉耕，夏以奉芸，耒耜械器，鍾鑲糧食，畢取贍於君，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，然則何？君養其本謹也。春賦以斂繒帛，夏貸以收秋實，是故民無廢事，而國無失利也。』
分段解：權衡輕重的好處在於，重視事物應有的價值，來擺平事物因他人輕視所造成的浪費，以低買高賣方式，來處理事物異時或異地的供求平衡。萬物的產出有時多有時少，但平均需求是有一定量，用貨幣價格來調節產出差異，可使平均供求保持不變，一有供求失衡情況出現，便是要重視事物應有價值的時候。人君十分明白這個道理，於是用貨幣來平衡貨物供求，所以萬戶的大都市必有萬鍾粟糧及千萬吊錢幣的儲備，千戶的都市也千鍾粟糧及百萬吊錢幣的儲備。這樣子，所有人民都可以安心，春天犁田，夏天除草，收成前安心在田間操作，收成時安心把糧食載入糧食盛器，終年可以在人君治下有足夠糧食供給，大富商就算屯積糧食也不能以暴利形式強搶人民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就是因為人君『以人為本』，好好地使其本有所養。春天用錢幣向人民收購絲織布帛，夏天未及收成時向人民貸款以待秋收，這樣子，人民不會白幹，國庫亦毫無損失。
分段註：
[23]『以重射輕，以賤泄平』本來就是科技發達前的外貿通商原則。管仲基本上就是以商業頭腦治國，但思維上，所得利益都歸國家和人民。
[24]這明顯表示貨幣存在著用以平準人民生活的功能，但這種貨幣功能已不見於現代世紀，也不見於西方歷史及文化中。
[25]古代市場買賣以生活必需品為主，市場供求以生活為原則，權衡輕重的重點在於全民皆有所養，即全民的生存權都得到保障。及至現在，科技發達使貨物生產與需求的關係改變，市場以消費為主導，用權衡輕重調節消費市場賣買是難以實行，但以權衡輕重保障全民生存權的理念仍然可取。現代已進入智慧型世代，『以重射輕，以賤泄平』可以轉而重視民間智慧和才能應有的價值，來擺平受市場輕視所造成的浪費，以此來準幣，調節民生。『基建社會企業』正具有這種權衡輕重的作用，期以商業頭腦來達至全民生存權都得到保障。
[26]萬民得人君保障他們的生存權，同時也要萬民自食其力，這理念放到現代，便是以全民就業為基礎的『道德經濟』(Daode Economics)原理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凡五穀者，萬物之主也。穀貴則萬物必賤，穀賤則萬物必貴，兩者為敵，則不俱平，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，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。故萬民無籍，而國利歸於君也。』
分段解：五穀糧食，是人民賴以維生的主宰。當五穀因缺而矜貴時，人民便顯得不矜貴。當五穀因多而不再矜貴時，人民便顯得矜貴。五穀人民兩者要是難以協調，供求便會失衡。所以人君必須要駕馭五穀的供給秩序以使萬民皆有所養，取得供求平衡，同時要在過多時作好準備以補過少時的所需。這時候，萬民生活便無須再靠抵押來借糧，而從權衡輕重糧食管理中所得的利益，都會全歸於人君所有。
分段註：
[27]這便是一再解釋『以人為本』的權衡輕重，重點在萬民皆有所養。萬民皆有所養便是藏富於民，藏富於民便是『國利歸於君』的『國利』了，『國利』並非指人君擁有金銀珠寶的錢財之利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夫以室廡籍，謂之毀成。以六畜籍，謂之止生。以田畝籍，謂之禁耕。以正人籍，謂之離情。以正戶籍，謂之養贏。五者不可畢用，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；故天子籍於幣，諸侯籍於食。』
分段解：若然沒有權衡輕重不能調通民利，一般百姓到斷糧的時候，若以家居登記作抵押借糧，可說已是破產。若以六畜登記作抵押借糧，可說已是再無生計。若以田地登記作抵押借糧，可說已是失去耕作權。若以人力登記作抵押借糧，可說已是骨肉分離，若以戶口登記無抵押借糧，可說是在供養貸糧人。五種借糧方式或可一時應急，不能久用。能夠駕馭大勢的人會用非一般方式『借糧』，並可以用之不歇，所以天子用錢幣『借糧』，諸侯用代理天子治民來『借糧』。
分段註：
[28]『天子籍於幣』便是『藉十一』了，人民耕作收成後上繳十分一，當作借糧，記帳後，發給錢幣予人民作為抵押。從實際理解，『籍』與『藉』的意思是可以互通。
[29]貨幣出現初時仍是新事物，在一般人的心中，糧食的價值比貨幣重要得多。當時只有天子才有權發行貨幣，天子以權力建立信用，用『十一而助』方式把貨幣流入民間，貨幣可以向天子換回糧食，否則，人民根本不會相信錢幣是可以拿來吃的。『十一而助』並不是強行用錢幣向人民換取糧食，人民上繳十分一已成已出之物，對人民來說錢幣是額外多得的，若可向天子換回糧食，從而便可以建立人民對錢幣的安心和信心，方便錢幣流通。商代發行錢幣以『十一而助』方式上繳民糧，商業在商代開始興起，貨幣的出現方便經商，三者可以互相支證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中歲之穀糶石十錢，大男食四石，月有四十之籍，大女食三石，月有三十之籍。吾子食二石，月有二十之籍。歲凶穀貴，糴石二十錢，則大男有八十之籍，大女有六十之籍，吾子有四十之籍，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，彼人君守其本委謹，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。一人廩食，十人得餘。十人廩食，百人得餘。百人廩食，千人得餘。夫物多則賤，寡則貴。散則輕，聚則重，人君知其然，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；穀賤則以幣予食，布帛賤則以幣予衣，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。故貴賤可調，而君得其利。』
分段解：農作收成一般的年份，穀物價一般，市場賣出價每石十錢，成年男子每月吃糧四石，每月花四十錢的官價支出，成年女子每月吃糧三石，每月花三十錢的官價支出，小孩每月吃糧二石，每月花二十錢的官價支出。農作失收的年份，市場上穀物價貴，但人君把糧價穩定在每石二十錢，成年男子可以維持用每月八十錢的官價買糧，成年女子每月六十錢官價買糧，小孩每月四十錢官價買糧。所以人君不用發號令徵收民間儲糧來調配，只用官糧官價來調節市場便可以了。人君要是能夠嚴守其安民的本份，民間男女老少都會服從這官價權衡輕重的方式。一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，十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，十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，百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，百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，千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。凡物多則不會矜貴，少便會矜貴，物能散開便可以讓人看輕一些，物聚集則只會讓人看重，人君都十分明白這道理，所以會經常觀察社會，發覺有某些必需品不足，成為現象，便會調控這些可以用以謀財的必需品，如趁著穀物價賤時用錢幣收購這些糧食，趁著布帛價賤時用錢幣收購衣服，留意物受重視或受輕視的時勢，然後適當調整物價以達至供求平衡。所以物之貴賤是可以調控，而人君則可以從調控中得其利。
分段註：
[30]權衡輕重在於定立基準指標，這基準指標稱為『籍』，也可以說是官價，用官價買賣，主要憑藉戶籍登記來進行，所以稱為『籍』。基準指標是會按實際供求而有所調整，但調整幅度不會太大。農作收成一般的年份，供求本身自然平衡，這時候市場價可以作為糧食標準價，亦作為這一年的基準指標，『藉十一』相信應該是按這標準價發錢幣給農民，來對沖所上繳的十分一糧食。想當然，豐年糧價賤時，人君便會以低於標準價的市場價買入。『月有四十之籍』便是用這官價來說明一般年份成年男子的糧食花費。農作失收的一年，『歲凶穀貴』是指自由市場上商賈抬高糧價，但『糴石二十錢』，官價則穩定在二十錢，所以『大男有八十之籍』，在有官糧官價的權衡輕重下，自由市場上的糧價便不能遠離『石二十錢』的基準指標，此時人民亦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糧。
[31]管仲經常強調『君得其利』，並非旨在為人君牟利，而是旨在為人民謀幸福，只是面對王朝的現實下，以『君得其利』投其所好來為人民爭取最大利益，這是一種心理術，也就是老子所說的『微明』。
[32]『一人廩食』所指的人並非指一般農民，而是指商賈，只有商賈才會有糧倉貯糧來做買賣。『一人廩食，十人得餘』是用權力來調和民間的必需物資供求平衡，事實上，這亦並非搶去商賈的生意，也不是在市場上強行定價，而是人君以合理價賣糧，促使商賈不能在缺糧時定價過高謀取暴利，商賈仍可按合理價發售，仍然有利可圖，商人作為物資分配的中介人，經商是應有合理回報的，而所謂合理價，並非隨意，而是從調查整個社會生產及供求而定的。
[33]現今政府可以用興建公屋滿足住屋需求，來調控私人樓市，政府提供廉價商品房，反而變成直接參與樓市而失去調節作用。樓市市場買賣供求並不是真正的住屋供求，現實已說明樓市炒賣刺激通貨膨脹，嚴重影響民生。政府的責任是保障人民『無厭其所生，無狹其所居』〔道72〕，而不是保障所有人都擁有自置居所。
[34]『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』的確是一種權力干預市場的行為，但這種干預是『以人為本』，同時在必須時才會干預，這種干預可說是為人民營造良好營生環境的手段之一。只是因為西方社會及傳統文化中並沒有『德』的概念，對權力的認識不夠透徹，對權力干預存在陰影，這陰影是從王朝帝制的特權所造成社會不公而來。現代世界自法國大革命開始走向共和，建立還政於民概念，對權力高度設限。為權力設限是無可厚非，可惜同時亦壓抑了權力調和社會的責任。制約權力是可以理解，但目的應只在於制約權力以權謀私，有必要重新認識權力干預市場調和社會只是一種公器，這亦就是老子所說的『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』〔道42〕，與其說干預，倒不如說調節社會失衡更為貼切。人人自由發展出現差異，去到極化時，便會造成貧富懸殊。調和社會是一個道德問題，道德與經濟是不可割裂處理。現今世界以西方文化為主導，而西方文化欠缺『德』的概念，面對貧富懸殊問題根本束手無策。權力社會責任是『以人為本』，與極權是完全兩回事，放到現今社會，是可以用立法方式來完善及建立社會共識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前有萬乘之國，而後有千乘之國，謂之抵國，前有千乘之國，而後有萬乘之國，謂之距國。壤正方，四面受敵，謂之衢國。以百乘衢處，謂之託食之君。千乘衢處，壤削少且，萬乘衢處，壤削太且。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？夫以百乘衢處，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閒，夫國之君不相中，舉兵而相攻，必以為扞挌蔽圉之用，有功利不得鄉。大臣死於外，分壤而功，列陳繫纍獲虜，分賞而祿，是壤地盡於功賞，而稅臧殫於繼孤也，是特名羅於為君耳，無壤之有，號有百乘之守，而實無尺壤之用，故謂託食之君。』
分段解：國都距離邊境，近為前遠為後。芸芸諸侯國中，左右兩邊有險可守時，若前有萬乘大國，而後有千乘中等國，國都前面面臨強敵，必須多留土地加強抵禦，可稱為抵國，若前有千乘中等國，而後有萬乘大國，國都背對強敵，與強敵尚有距離，不必多用土地作防守用途，可稱為距國，若國土正方，四面無險可守，四面受敵，有如通衢一樣，可稱為衢國。百乘小國，又位處於通衢之地，其國君可稱為託食之君，境內人民要託賴他人甚至他國供養。這種通衢小國，本來已地少，若鄰國為千乘中等國，相當於土地再少了一小半，若鄰國為萬乘大國，相當於土地再少了一大半。何以百乘通衢小國的國君是託食之君呢？百乘小國位處於通衢之地，處於千乘萬乘大國之間，飽受強鄰壓迫的危險，必須加強防禦。若國君與鄰國不能和睦而出現糾紛，到強鄰出兵攻打時，必須在宮室周圍加強武裝來保衛國君。戰爭過後，大臣戰死於外，要用土地賜予大臣家以表揚其功，獲俘虜的大臣，也要賜予俸祿作獎賞。這樣子，國土生產所得幾乎全部用於賜予大臣的功賞中，無論稅收好與壞，都只用作養育功臣的孤寡，人君所得到的只是一個虛名，事實上，國土變相等於不屬於自己所擁有。這種有名無實的有國，雖號稱擁有百乘的土地，實際上沒有一尺土地可以由自己支配使用，境內人民要託賴他人供養，國君失去了人君應有照顧人民的責任，所以便稱為託食之君了。
分段註：
[35]『無壤之有』的所謂『有』，便是指『有國』，即境內土地和人民是國君所擁有，『有國』『為國』便就是『有為』。
[36]這指出小國國君可以利用權衡輕重來履行人君應有照顧人民的責任，不用再做『託食之君』。人君本身是不會缺糧，所以可以理解『託食之君』並非指人君要託賴他人供養。
[37]百乘千乘萬乘，國家會以國土面積來分大小，大國國土面積大，人口比小國多，但可以理解面積與人口並非成正比例，大國的人口與土地面積比應該比小國小，那麼大國的土地利用便可以更方便和充裕了，縱使如此，若管理不善，大中小國同樣會出現問題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然則大國內款，小國用盡，何以及此？曰：「百乘之國，官賦軌符，乘四時之朝夕，御之以輕重之准，然後百乘可及也。千乘之國，封天財之所殖，械器之所出，財物之所生，視歲之滿虛，而輕重其祿，然後千乘可足也。萬乘之國，守歲之滿虛，乘民之緩急，正其號令，而御其大准，然後萬乘可資也。」』
分段解：然而，倘若國君能夠善用權衡輕重，大國可以充裕地自給自足，小國也可以地盡其利，何以可以這樣呢？可以這樣說：「百乘小國，人君可以發符牌給官員，派官員到境內各處地方調查田土人口，掌握供求，然後按四季天氣不同，精準計算釐定官價，權衡輕重，那麼百乘國君所擁有土地便有機會可以達到應有的效益，在功賞以外，人民亦可以能夠生活。在百乘的行政管理基礎上，千乘中等國，人君得享天子封贈多一些土地，供作種植農作和養殖牲口用，可以因應不同季節配備各種器械農具生產，出產更多可以賣錢的貨物牲口，並注意當年的產量多少，適量招納賢士工作，那麼千乘國君亦必定富足，人民同樣亦可以得到滿足。在百乘千乘的行政管理基礎上，萬乘大國，無論是豐年或是凶年，人君所得，皆有餘糧足夠作為調節社會之用，只要守著所得及不亂揮霍，因著人民糧食需求的緩急，適當發號司令，好使整體國民皆可以生活安穩，那麼萬乘國君可說是真正富裕了。
分段註：
[38]《管子。山國軌》說：『田有軌，人有軌，用有軌，鄉有軌，人事有軌，幣有軌，縣有軌，國有軌，不通於軌數，而欲為國，不可』。按《管子。山國軌》篇解釋，『軌』即是統計調查，派官員調查可耕地數目及人口數目，可掌握榖物總產出量及糧食總需求，才可掌握『籍』的定價及掌握儲備官糧，權衡輕重才有分寸。事實上，《管子。山國軌》便指出有多方面的統計調查，收集各方面的資訊數據，好使作為施政判斷的分析參考。
[39]『官賦軌符，乘四時之朝夕，御之以輕重之准』、『械器之所出，財物之所生，視歲之滿虛，而輕重其祿』以及『守歲之滿虛，乘民之緩急，正其號令，而御其大准』，都屬行政管理範疇事務，以行政管理來使土地人力物資發揮更大的效用，或可說是增值。
[40]春秋之時，人君從民間招賢納士，士一般是有才幹技能的人可以從事各種非農工作，多是因工作量及緩急所需而適度地臨時招納，所以說『輕重其祿』。
[41]春秋之時，已是牛耕代力，然而，農作收成的好壞，除與天氣有關外，還有很多管理因素，如要依農時、知土壤質素、知灌溉法、知施肥、以及有良好農具等。《管子。小匡》說：『令夫農群萃而州處，審其四時，權節具備其械器用，比耒耜穀芨，及寒，擊槁除田，以待時耕。及耕，深耕而疾耰之，以待時雨。時雨既至，挾其槍刈耨鎛，以旦暮從事於田墅』，說明了古代農業社會的一些管理細節，這些都應該是當時掌權人的責任，同時，這些資訊都是掌握在統治階層手裡，尤其是曆法計算，掌握著農時，好使可以約束人民要人民依從。周朝行封建，土地屬諸侯所有，雖然如此，人民耕作謀生，上繳十分一糧食外，其餘勞力所得應該屬於私產，但一般人是難以自備擁有農作器械，農作器械應該屬於諸侯所有，按《管子。七法》說『形勢器械未具，猶之不治也。形勢器械具四者備，治矣』，可以說明這一點，所以人君按四季不同需要而具備器械，便可以提高效率。亦從而可以推理，若這些管理做不好，人民的收成便會大打折扣。
[42]《管子。七法》所說的『形勢器械』，『形勢』是指社會大勢，指社會是否出現貧富懸殊情況，『形勢』具備的意思，是指社會調查掌握及了解民生實際情況，『器械』可說是生產工具。放於現代社會，生產工具便相當於科技，生產工具運用『以人為本』，才是科技發展的意義。所謂『治矣』，就是指人人安居樂業，社會和諧。現今世界『器械』已具，『形勢』也知，但仍未能『治』，就是失去社會調和的理念。
[43]現今已是民主共和年代，即已是『無為』，政權無天下而為之，生產工具不再是政權擁有，而是民間擁有，但政權仍有責任運用權力調節社會，『正其號令，而御其大准』，使全民皆可以靠工作來賺取生活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玉起於禺氏，金起於汝漢，珠起於赤野，東西南北，距周七千八百里，水絕壤斷，舟車不能通，先王為其途之遠，其至之難，故託用於其重，以珠玉為上幣，以黃金為中幣，以刀布為下幣；三幣，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，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，先王以守財物，以御民事，而平天下也。』
分段解：玉石出自禺氏，黃金產自汝漢，珍珠產自赤野，三者來自不同地方，距離中原十分遠，相隔萬水千山，交通非常不方便。先王因此才倚重它們，以珍珠玉石為上等貨幣，以黃金為中等貨幣，以刀布等銅幣為下等貨幣。三種貨幣，握在手裡不會令自己溫暖一些，也不可能用作食用來飽肚。先王倚重貨幣，只是用來作交換糧食物資的媒介，調節社會民生，好使天下間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公平對待，可以好好地生活。
分段註：
[44]這便是前述所謂『天子籍於幣』了。
[45]帝制造成貴賤階級分化，貴族以財富來表現自己高貴，隨著『道』及『德』的失去，貨幣作為交換生活物資的媒介功能亦一同失去。現及世紀雖然帝制已經不存在，以財富來表現自己高貴的思維仍然存在，又或是以財富來表現自己的權力。『道』『德』的重現，可以讓有財有勢的人重新看清楚財富的意義。
接續《國蓄》篇：『今人君籍求於民，令曰十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一。令曰八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二。令曰五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且。朝令而夕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九，先王知其然，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。』
分段解：今人君以官價來要求民間自行調配糧食，下令說官糧十日之內準備好，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一，下令說官糧八日之內準備好，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二，下令說官糧五日之內準備好，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一半，朝早下令說官糧晚上便準備好，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九。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，所以不會直接要求萬民自行調配糧食，只用官價下令便可以了。
分段註：
[46]《管子》應該是春秋之時管仲以後的諸侯貴公子治國教本，經常說『先王知其然』，只是加強說服力，好讓諸侯貴公子信服。先王應是指堯舜禹湯文武。管仲身處於權力與人民之間，施政『以人為本』，一方面滿足到人民的生活需要，同時另一方面又滿足到權力的尊貴需要，可說是政治上的權衡輕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