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曹鴻輝
翻看歷史，其實『王法』，不只在中國長時間存在過，在西方社會亦同樣長時間存在過，只是近代到了啟蒙時期，西方才開始醒覺，經過不斷抗爭和討論，才逐漸脫離『王法』，建立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，踏出重建人權的第一步。這些歷史不在此細表了。民主制度的建立，不止在於選舉制度，主要還在於建立一個制度，制度性地擺脫人情束縛，瓦解極權以及約束政權權力，擺脫人治而建立法治，約束政權對民間事務的干預，整個民主觀念是由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延伸至權力平等。
整個時代轉向，還原人民的自由和自主權，經濟由人民主導。而同一時間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亦應運而生。商業社會發展，逐漸變成資本掛帥，經濟由人民主主導，逐漸變成企業主導，企業以利潤為依歸，經濟變成由資本與企業合成的財權來掌控，弱勢社群不能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生存，所以貧窮問題一直出現。其實貧窮問題在中國，早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。〈管子。輕重甲〉『桓公曰：「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？」管子對曰：「今君之籍取，以正萬物之賈，輕去其分，皆入於商賈，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。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，貧者失其財，是重貧也。農夫失其五穀，是重竭也。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，不可以立為天下王」』。
按《管子》對貧窮問題的分析，是因為周朝商業市場已大行其道，其時周朝的社保政策，改作讓人民增產來作自我保障，增產部分透過市場買賣兌換貨幣來自保，但給商人看準穀物貴賤時機牟取暴利，使農民保障全失，還欠下一身債，勞動所得沒法抵償債務的苛索，有如受財權勞役一般，此所以老子要求『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』。管仲認為純自由市場買賣，財權坐大，形同架空政權主正社會的權力，此所以出現『一國而二君二王』的情況，社會無形中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，這才是造成貧窮的主因。管仲用兩手準備來解決貧窮問題，一是生產上『為之有道』，營造好營生環境，仍以市場主導物資交易調和民間所需，二是在非常時期實行『權衡輕重』來平抑抬價問題。這便是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的具體原理，保障弱勢社群生存。
『權衡輕重』理念的『權衡』，必須以社會整體而言，才能夠發揮『權衡』的作用和達到效果，這種社會『權衡』的權力理念，在現今商業社會反而不見了，經濟由商權主導，社會亦沒法『權衡』，現今社會同樣出現『一國而二君二王』的情況。
西方社會雖然認識到貧窮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卻可惜沒有「基本人權」觀念及沒有營生環境理念，不知如何從經濟入手解決貧窮問題，只以為辦教育為弱勢社群提升競爭力，問題便可以得到解決。雖然教育是有必要，但憑現時實況中很多大學生沒法就業，反影出教育不是一個解決貧窮問題的根本方法。現階段的自由市場經濟，正是財權主導，操控著大部分人的謀生機會，政府還只是著重營商環境，使營生環境不斷受損，因而出現結構性貧窮。
我們現時常用弱勢社群競爭力弱才沒法謀生作為藉口，解釋貧窮原因，貧窮與他人無尤。但弱勢社群天賦有其生存權，這會促使他們想盡辦法求生，正如32章說『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』，弱勢社群是不會屈服的，有些人便會鋌而走險作奸犯科，在生存權沒得保障的情況下，在生死關頭面前，是難以定對錯。75章說『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』，情況兩千多年沒有改變過。
〈管子。大匡〉說『軸則不信於民，夫不信於民則亂』，〈管子。小問〉說『不憂以德，則民多怨。懼之以罪，則民多軸』，〈管子。明法〉說『是故有法度之制者，不可巧以軸偽』，〈管子。牧民〉說『不彊民以其所惡，則軸偽不生』，〈管子。正〉『能服信政，此謂正紀。能服日新，此謂行理。守慎正名，偽軸自止』。
《管子》中提到的『軸』或『偽軸』，即是欺詐手段的意思。前述引文多處提到『以人為本』的『法』不執行，政權保障人民生活的『信』不落實，便會產生民怨、動亂、以及出現各種欺詐手段使治安惡化，只有保障人民生存的『法』全面實施，這些民怨、動亂、欺詐便會自然停止。這或者是理論層面的說法，但謀生權並不是一種理論，而應是一眾認同的道德觀，是沒法否定的。藉此，可以再重新審視法律與犯法的相互邏輯關係，『法』的立法原則若不保障謀生權，是會導致犯法。這樣犯法要是定罪，那麼法治觀念所追求的公義(Justice) 又是甚麼呢？
有人會說，犯案或會是天生的人性問題所致。但現實是，現在世上的確沒有一個良好營生環境保障所有人的謀生權，本著Rule of law的精神，有可能犯案的人，他們是有疑點利益(Benefit of doubt)。懶惰也是同樣情況，很多人指責不工作的人生性懶惰，但事情又是否這樣呢？所以，首要應該認識營生環境的重要，建立營生環境，先使所有人的謀生權得到保障。或者到時真的仍然有人犯案，但相信犯案人數會大減，大部分罪案都是聚眾集團式，在大部分人的生活有保障下，起碼聚眾犯案的機會亦會大減，這才是Rule of Law的真正目標。
西方「非人治自然法」的法治觀念，只是擺脫人治。由Rule of Law基礎下所訂立的Law，無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，沒法生活的人為求生存，始終有機會逾越Law的界線，當生存權沒法保障成為結構性問題時，逾越Law界線的情況便會越來越嚴重，這種情況要是持續發展，Rule of Law最終只會演變成Rule by Law。
西方社會建立民主制度及締造法治社會，主要是為了維護公義和恪守道德，但結果面對貧窮問題卻束手無策。自近代人醒覺人有人權之後，一直講道德，就是期望每一個人生活，其生存都不應受他人存有的私慾所損害，因此而達成保障人權的共識，以此立『法』以為原則，建立社會約章，再由『法』的準則基礎上，細定一切條文作為大家共同遵守的界線。若確定「非人治自然法」的法治原則真的有不足之處，便有必要重新檢討一個較全面的人權觀念。
16章說『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』，萬物都有其生老死的正常生命週期，74章說『常有司殺者殺，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』，除意外之外，萬物都是按其自然的生命週期結束生命，萬物在生時，都是要謀生而活，這便是大自然所賦予每一種生物的生存權和謀生權。
我們所理解的大自然，只有邏輯性，並不發覺大自然會對事情發生有真假對錯的判別。所謂真假，只是人類按著自我認知來對事物作出判別的準則，所謂對錯，只是人類按著自我共同約定的道德準則作判別。這些準則都是建立在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多少上。這個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多少，便是1章說的『有名』。對世界的認識越多，這些準則對人類而言會越趨向公正，所以擴闊認知對人類的生存是十分重要。不斷擴闊認知世界，便是1章說的『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；常有欲以觀其徼』。老子寫《道德經》，一開始第一章便希望當時人能解放思想，看清楚當時的『有為』社會制度是否有問題？並說『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』，還提出社會制度是否需要轉變？時至今天，我們面對老子時相類似的處境，同樣是面對人類生存問題，也同樣在探索如何求變，「和諧自然法」會是一個方向。
肯定謀生權也是人權後，法治觀念的『法』，從現有「非人治自然法」基礎下，邁向「和諧自然法」並不是難事，不過其中涉及一些新觀點，便需要大家重新認識和肯定。平等而又謀生權得到保障的「基本人權」概念，大家容易理解和接受。在實現方面，『陰陽調和』的平衡原理也容易理解。營生環境概念亦容易接受。至於「權力社會責任」概念可以容易理解，但它的陰性權力或雌性權力本質，對現代人來說是一種全新概念，要跨越現有知識的框框了。因為現代人所理解的權力，只是陽性或雄性，陽性是以直接掌控權力來直接發揮作用，陰性性質大有不同。所謂陰性權力，是隱藏的、沒法由任何人操控的、可間接地調解陽性的過度權力操控，所謂雌性權力，是利大眾的、可以豁出一個新空間而藉此間接地調解雄性權力的壟斷。陰性權力的來源，就是來自能夠滿足大眾生存的自然訴求所形成的一股力量。這也就是36章說『柔弱勝剛強』的自然道理。
這『陰陽調和』的宗旨就是保存整體的生存，但又不是集體主義，一切都只是在人的層面出發檢視，並沒有意識形態的成份存在。起碼，可以在現有「非人治自然法」的基礎上，首先討論謀生權的保障，把它融入憲法內，再研究如何為確立一個營生環境而制定法例，使所有人的「基本人權」得到保障。36章說『魚不可脫於淵』，就是用比喻來說明人是不能脫離一個營生環境的。貧窮，就是沒有了這一片營生環境，失去了生存空間。
40章說『反者，道之動；弱者，道之用』，大自然有其和諧的本質，凡任何方面有極化增長，必然會有一股力量使之減弱，回復平衡，這便是大自然的『陰陽調和』原理。所謂『道法自然』，便是把這種自然之道應用在人類社會上。建立營生環境，便就是『陰陽調和』的一種社會機制，而這種調和機制就是陰性的。
拙文〈檢視法治觀念之「非人治自然法」〉中提到，Rule of Law有特別針對極權獨裁的意思。當法律按Rule of Law的原則制定後，任何位居權力位置的人也要接受法律所制約，擺脫人治。言下之意，Rule of Law是以社會力量來約制社會，打擊極權，並企望藉建立Rule of Law，把主導社會的權力交回大眾手上。
Rule of Law所特別針對極權獨裁，即是擺脫『王法』，亦由此可以理解，Rule of Law的法治原則亦延伸至政治制度，用選舉制度來約制政治權力，建立民主。可惜，「非人治自然法」的法治原則，欠缺了「基本人權」的全面保障，尊重自由，卻遺漏了財權過度膨脹而損害營生環境的問題，致使造成結構性貧窮，使民主制度受到質疑。明乎此，擴闊人權觀念，保障「基本人權」，制定建立營生環境的法規，可以普遍性地加強民主制度的認受性。
在文化發展的長河裡，因文字字義的演變而出現字義崩塌，因而引出觀念的混淆，跨過了文字崩塌後，了解到一個『法』字背後原來存在有三種不同的原則觀念。同時，一個『治』字，亦因為文法上的文字歧義而有不同的理想層次。
西方Rule of Law的法治觀念，希望擺脫人治，基於『法』來制定一套律例，作為要求人民遵守的治安界線，著重司法制度的程序公義。從現實生活中的體驗，這法治的『治』，用文法分析，是處於不定動詞 (Infinitive) 狀態。事實上可以理解，Rule of Law法治觀念的『治』，最終是追求人人都遵守這治安界線，達至長久治安。用文法分析，這最終層次的『治』，會是過去分詞式 (Past Participle)，是一種完成狀態，這才是Rule of Law的真正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