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曹鴻輝
《孫子兵法》的『用兵之法』，在於人類和平共存，『詭道』正在於此。
〈孫子兵法。九地〉說『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；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，擊其首，則尾至，擊其尾，則首至，擊其中，則首尾俱至。敢問：「兵可使如率然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，當其同舟濟而遇風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。是故，方馬埋輪，未足恃也，齊勇若一，政之道也；剛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故善用兵者，攜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』。
吳越之爭，由來已久。孫子先提出『常山之蛇』的防禦能力之快如閃電，在於首尾相應。再用『常山之蛇』這首尾共存關係來比喻吳越，吳越理應同舟共濟如左右手一樣，以此來平息吳越之爭。這便是《孫子兵法》非戰思想的『陰陽』運用，都是內有乾坤。而中國古代這『陰陽調和』理論，非常古老。
上古之時，古人看見大自然，有日月、有晝夜、有男女、有雌雄、有盛衰、有增減、有強弱，幾乎大部分事情事物，都有這種二分現象。其實時至現在，都一樣看見。但同時古人亦觀察到大自然中，萬物是共存的，萬物之中，不會出現某事某物過強，不會因而導致其他事物滅絕，從天氣觀察所得，到了某一臨界點，過強的情況便會扭轉。這便《道德經》40章所說『反者，道之動；弱者，道之用』。此句中的『弱』字是動詞，減弱的意思。
由此而總結出一個『一』的共存和諧觀念，正如《道德經》39章說『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寧；神得一以靈；谷得一以盈；萬物得一以生；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』。
古人再觀察到日夜周而復始循環不息，進而得出萬物共存可以使萬物世代相傳的永恆觀『常』。這便是《道德經》16章所說『復命曰常』。古人得出這些觀念，說甚麼都是假，主要是在於人類的自我生存著想，而人類生存一切由人類自己負責，所以《道德經》52章便說『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』。
而人類的自我生存，一切由人類自己負責，而生存不只是個人生存，是整體的，這才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思想。《道德經》55章說『知和曰常』，整體生存必須社會和諧，社會和諧又必須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，就將大自然的『陰陽調和』，用於社會上，這便帶出一個很微妙的領袖與群組的關係，出現政權觀念，以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作為己任，這便是『道德』的原意。
〈管子。乘馬〉說『春秋冬夏，陰陽之推移也；時之短長，陰陽之利用也；日夜之易，陰陽之化也。然則陰陽正矣，雖不正，有餘不可損、不足不可益也，天地莫之能損益也。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，故不可不正也。正地者，其實必正。長亦正，短亦正；小亦正，大亦正；長短大小盡正』。
說明了大自然的一切『陰陽』變化，到底與人類何干呢？本來天地的損益是自然及自然調節的，與人類無關，問題是人類要倚賴天地謀生而生存，而且要整體生存來保障長存，不過人類每人個人能力有差異，這能力差異與整體生存的矛盾，只能夠由人類來自我調解，這便出現了『正』的觀念。而這『正』觀念就是將大自然的『陰陽調和』原理運用在社會上，所以說『長亦正，短亦正；小亦正，大亦正；長短大小盡正』。
而保障每一個人生存，在於保障每一個人的謀生權，即每一個人都能保障他的生產權，這便是土地利用的意義，生產觀念在於謀生，與現代西方經濟觀的生產意義在於牟利不同。所以說『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，故不可不正也』。亦由此而形成『以人為本』原則的政治經濟觀。而中國古代所謂政治，權力只運用在調解民生上，並沒有王帝的特權，政權的位置，只有如土地運用的代理人差不多。由權力來維持社會公正，便就是〈管子。法法〉所說『政者，正也。正也者，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』的政治觀念，這種古代政治觀念，是有『以人為本』原則的。
〈管子。樞言〉說『天以時使，地以材使，人以德使，鬼神以祥使，禽獸以力使。所謂德者，先之之謂也，故德莫如先，應適莫如後』。中國古代這個所謂『德』，原是政權的領導才能，運用智慧，掌握天時地利，帶領人民生產和謀生，只是這個意思而已。〈管子。五行〉亦說『故通乎陽氣，所以事天也。經緯日月，用之於民。通乎陰氣，所以事地也。經緯星曆，以視其離』。此所以〈管子。侈靡〉說『聖人者，陰陽理』。陰陽五行在春秋時代，根本是一個生產和行政觀念，完全不是迷信。〔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：中國古代的創新思維「聖」〕
出現帝制以後，這個政權與人民的關係逐漸轉變，形成階級制度，而『德』觀念逐漸變質，變成純粹的權力意思。『德』變成品行意思，已是宋朝以後的事了。及至周朝行封建，諸侯相爭，貪婪成性，民不聊生，多是諸侯不善政所造成。
到春秋末，情況惡化，更為嚴重。《道德經》75章便說『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』，老子重新主張『以人為本』，不過改說『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』，反映階級分化十分嚴重，並希望檢討社會制度。《道德經》77章說『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，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』，希望還原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制度。《道德經》12章說『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』，當時的諸侯已看不見民間疾苦，社會制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老子看見的世界，亦是孫子所看見的世界。
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，必須返回人本位，用理性。到底何謂『陰陽』？沒錯，『陰陽』是從大自然觀察所得，表面是物性之別、是類形之別等，上一層便是性質之別、是現象之別、是顯與隱之別、是處理手法之別、是可掌握與不可掌握之別等，又上一層是一種形與勢之別，再上一層是力量之別，更上一層是原則之別。不過，分清楚層次才容易明白『陰陽』之理。『陰陽』與『一』是一個整體，『陰陽調和』便是『歸一』，是一種化解極化的機制。這便是〈管子。勢〉所說『修陰陽之從，而道天地之常，嬴嬴縮縮，因而為當』。
所以《道德經》42章說『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』，萬物都喜歡擁抱『陽』，像在太陽底下喜歡盡量吸收能量，是一種自私的表現，去到極端便會影響整體的平衡，所以『沖氣以爲和』，大自然會有一種自然機制出現來把極端表現減弱，返回和諧。最重要的是，調和機制在於另創生機，使整體共存，而不是滅絕。而在人類社會，這調節機制就要由人類自己負責了，調解機制的另創生機，便就是橫向思維的『德』了。
『陰陽』之中，最重要就是原則，即是『法』，原則不同，『陰陽』的意義及運用便完全不同。人類社會發展，自帝制開始後，便出現『以人為本』及『以君為本』兩種原則。古文之令人混淆，就是同一套文字，在這兩種不同原則下，解釋會截然不同。舉例說，『以人為本』之『德』屬『陰』性，利益大眾，以大眾生存為要，是一種「權力社會責任」。而『以君為本』之『德』屬『陽』性，較為自私，只以政權生存為要，只講絕對權力。
明乎此，認識到《孫子兵法》的『以人為本』原則，便容易理解，容易了解《孫子兵法》的『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』的內容了。
〈孫子兵法。軍形〉說『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為勝敗之政。兵法：「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數，四曰稱，五曰勝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數，數生稱，稱生勝。」故勝兵若以鎰稱銖，敗兵若以銖稱鎰。勝者之戰，民也，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，形也』。
『修道而保法』中所修的『道』，便是政權照顧人民的『道德』，履行「權力社會責任」，而所保之『法』，就是『以人為本』原則，以這態度及這原則施政，便可以定勝敗，這便是『善用兵』的真正意思。跟著所講的《兵法》，談到的「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數，四曰稱，五曰勝。」就是出自〈管子。兵法〉篇，除此之外，孫子便再沒其他解釋。
〈管子。兵法〉說『大度之書曰：「舉兵之日，而境內不貧，戰而必勝，勝而不死，得地而國不敗，為此四者若何？」舉兵之日，而境內不貧者，計數得也。戰而必勝者，法度審也。勝而不死者，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。得地而國不敗者，因其民也，因其民，則號制有發也，教器備利，則有制也。法度審，則有守也。計數得，則有明也。治眾有數，勝敵有理。察數而知理，審器而識勝，明理而勝敵』。
清楚說明了一切施政的尺度、施政的量算、施政的籌劃，原則都是『以人為本』。而『法度審』便可以『戰而必勝』，亦一再說明這種『以正治國』的奇兵，就是孫子所講的『不戰而屈人之兵』。明白計算這一條數，便知『勝兵若以鎰稱銖，敗兵若以銖稱鎰』，不戰而勝，有若用一毛錢賺取一百元，出兵戰罷，有若花一百元得回一毛錢，出兵無論如何計算都是敗仗。
〈管子。樞言〉再說『量之不以少多，稱之不以輕重，度之不以短長，不審此三者，不可舉大事。能戒乎？能敕乎？能隱而伏乎？能而稷乎？能而麥乎？春不生而夏無得乎？眾人之用其心也，愛者憎之始也，德者怨之本也，唯賢者不然』。
若治理國家這一條數計算不清楚，人民生計不足，根本不能起兵。『愛者憎之始也，德者怨之本也』，若然諸侯不能『以正治國』，人民沒有生計，就會離棄，出現民怨。反過來說，若然諸侯『以正治國』，人民『衣食足，知榮辱』，諸侯亦富有，又無須出兵，這便是非戰的『詭道』。實際上要計這條數，並非多少錢的問題，而是是否人人都可以生活。所以說這『以人為本』非戰思想，管仲、老子與孫子是一脈相承的。
這『以人為本』非戰思想，指出人民是戰爭最大的持份者，人民應該有戰爭的決定權。實際上，這『以人為本』理念就是一個人權觀念，在於社會，除生存權之外，還有選擇權。基本上，〈管子。霸形〉所說『民歸之如流水』，雖是指齊桓公有德，實際上是意識到人民的選擇是一股力量，而這股力量是負面時，就會成為民怨。老子也意識到這股力量，《道德經》2章說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』及『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』，指出在探討新社會制度時，當普天之下的人一齊地分辨出制度的好壞時，這股人民力量，便可以發揮作用。〈孫子兵法。軍形〉說『勝者之戰，民也，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，形也』，更明確指出這股人民力量，有如『決積水于千仞之谿』之鉅大。這人權訴求所形成的力量，其實就是民權。這民權是看不見的，沒有人可以掌握得到，是隱性的，屬『陰』，而憑『陰陽』理論才發現它的存在。
《道德經》28章說『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』，老子所期望的制度轉變，由於時代局限，所謂『守其雌』，只在於追求政權性質全面地由『陽』轉『陰』，全面履行「權力社會責任」，照顧社會。《道德經》28章最後說『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』，期望社會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分化的制度，此所謂『大制不割』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只可惜『以君為本』思想的出現，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。
西方結束『以君為本』政治制度，建立民主制度，實際上是以制度的『陰』性來反制政權的『陽』性，可惜制度上欠缺『以人為本』理念，沒有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全民皆有所養思維，使『以君為本』的私人企業在市場上坐大，形成一股『陽』性的財權力量，無法調解，貧富懸殊情況亦因此不斷變差，嚴重損害人權，卻人人束手無策。〔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：厚德載物的權力社會責任〕
『陰』性的人權訴求正在不斷催促新制度的出現，橫向思維才會帶來革新性的轉變。市場上開始出現『陰』性的社會企業，畢竟反制力量不足，因為社會企業仍然要在『陽』性的市場上競爭，形『陰』實『陽』。
研究古代社會，並非食古不化，也不是止於文字功夫，而是從中找尋失落的瑰寶，重新發揮作用。找回『陰陽調和』理念，才能夠用『陰陽』來分析現代世情。找回『以人為本』理念，才能夠真正認識人權，這『以人為本』的人權訴求，所發揮出來的民權力量會更大。找回『德』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，使人再重新認識權力的責任。找回『一』的和諧社會觀念，可以啟發出走向世界和平的新方向。
這個『一』的『陰陽調和』理念，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平衡觀念，化解社會上所出現的任何極權。西方民主制度，以這『一』理念來填補漏洞，可以發揮真正的制度『陰』性。
而在『陰』性的人權訴求不斷催促下，結合『以人為本』及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，『陰』性的「基建社會企業」亦應運而生，在『陽』性的市場以外，另闢一活口，調解市場的『陽』性，保障人權，保障所有人都有機會謀生。這時便會出現『陰陽調和』的真正權力平衡，達至社會和諧。這就是『上兵伐謀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