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曹鴻輝
〈孟子。梁惠王上〉說『齊宣王問曰：「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』。孟子說得清楚，孔子不談齊桓晉文之事。在這裡先不追問原因，但只知造成一個結果，歷代的確甚少談論齊桓晉文之事，只知有春秋五霸這回事，『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』亦十分輕描淡寫，何謂『霸』何謂『匡』，無人再去理會，中國人自此亦形成一種偏面及選擇性地認識自己文化的態度，歷史進入了劉向〈說苑。建本〉所說的『以君為本』時代，此後人人看待古代文憲，都戴上了『以君為本』的有色眼鏡。
積厚的塵封掩蓋不了事實。帝制的沒落，開始使人脫下『以君為本』的有色眼鏡，重看歷史。從《道德經》、《管子》以及其他古代道家法家的再研究，重新發現中國更古代，原來還有另外一種如〈管子。霸言〉所言『以人為本』文化。管仲的所謂『法』，其實就是以『以人為本』原則立法保障人權，而下開老子「基本人權」觀以及戰國黃老之學，此所以為何古代道家法家同源，根就在『以人為本』理念。就是因為這『以君為本』的有色眼鏡，才造成對古代道家法家的誤解，日後會再談。而找回中國古代這『以人為本』人權觀，可以使中國人更加珍惜自己文化精絮，徹底摒棄文化渣滓，重新掌握未來，建立明天。
『澤命不渝』一語出自〈管子。小問〉，說『澤命不渝，信也。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』，貫徹全本《管子》的一個主題，政權之所以為政權，是有其社會責任，責任就在養活所有治下的人民，帶出人民生存權的保障。
話說從前，周武王起行封建制度，行政上分封諸侯，內政上以『上尊下卑』層級式禮制管治，經濟上行井田制。可惜後來出現變質，分封諸侯變成地主之後，各自為政。諸侯後代繼承後變成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富四代等等，把人民稅收自肥之外，更疏於政事，對於生產及民生事務已疏於管理，禮制貴賤思想變質而造成階級嚴重分化，人治嚴重，加上諸侯互相攻伐以求擴大財富，在此情形之下，人民生命賤如糞土。及至管仲出現，才有立『法』保障人權。管仲的人權觀，在於政權有其責任保障人民的謀生權以及生活保障，其他如社會衝突等以刑律作判，擺脫人治。
管仲立『法』，此『法』字是原則的意思，並非指法律條文。〈管子。七法〉說『正天下有分：則、象、法、化、決塞、心術、計數』，就是以『以人為本』理念定下七重社會治理原則，來規範諸侯的統治，擺脫過往的胡作非為，免使百姓繼續遭殃。這便是〈管子，牧民〉著名的『凡有地牧民者，務在四時，守在倉廩。國多財，則遠者來，地辟舉，則民留處；倉廩實，則知禮節；衣食足，則知榮辱；上服度，則六親固』的實質意思，還說『君不君，則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則子不子』，統治者先不履行自己的責任以及尊重人民，人民便不會尊重國家。全本《管子》便是闡明這『以人為本』人權理念及政權施政態度和方針。
〈管子。小問〉之『澤命不渝，信也。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』，是由『桓公問治民於管子』帶出來。
『澤命不渝，信也』的『信』字，是中國古代一種極為重要的文化，是政權對人民生活保障的承諾。『澤命不渝』就是政權矢志不渝地保證人民活命。中國上古時代就是靠這『信』字來建立政權和人民的「互信」關係，所以文中說『信也者，民信之』，政權有保障，人民才信任，這個所謂「互信」，兩個『信』字的意思是不一樣。而到了老子時，社會惡化，民不聊生，政權保障的『信』已經沒有了，人民亦不再信任政權，所以《道德經》說『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』。
此處『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』就是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的原出處。很明顯，這一句『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』的主位是政權，人無他，最主要希望的就是生存，不希望見到的就是無法謀生，無法謀生就是民疾，民疾會生變的，民疾無法解決就會形成民怨。追昔撫今，這因果關係好像千古不易，而數千年前的中國人已經明白這個道理。〈管子。小問〉便說『桓公問治民於管子，管子對曰：「凡牧民者，必知其疾，而憂之以德，勿懼以罪，勿止以力，慎此四者，足以治民也」』。
民怨的出現不是平白而起的，緣由不外是無法謀生。民怨猶如一面鏡子，民怨的出現就正是反映出人民無法謀生。且不特止，若還不解決民生問題，民怨只以用刑罰來對付，這樣子，在民間，蠱惑的事會越來越多，軟弱的會移民，強硬的會武力反抗。〈管子。小問〉接續就是這樣說，『夫牧民不知其疾，則民疾；不憂以德，則民多怨；懼之以罪，則民多軸；止之以力，則往者不反，來者鷙距』。
看古書，有很多道德仁義，看完後都摸不著頭腦。用了『以人為本』的角度看，便一清二楚，『道德仁義』都是對政權的要求。三代兩漢的書其實主要都是講政治。
由人權的要求而確立謀生權，由謀生權的確立而確立社會公正原則，社會公正原則在於確保人人享有謀生權，政權的責任就是堅守這社會公正原則，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就總結出一個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理念。〈管子。法法〉說『政者，正也。正也者，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』，〈管子。正〉說『能服信政，此謂正紀』，〈管子。戒〉說『以德予人者，謂之仁』，一連串的『信』、『正』、『政』、『德』、『仁』便可以理解了。『德』就是政權施政的實質內涵，全本《管子》亦詳細寫出古代農業社會如何施政，包括開墾、生產、市場、管理、社保等細節，總結一句，政權就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以謀生的「營生環境」，順境如是，逆境亦如是，這便是『澤命不渝』。
同時，這『以人為本』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是沒有選擇性，《道德經》說『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』，無論入民信不信任政權，政權都會一視同仁，保障及照顧所有人的謀生空間。這個亦就是『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』。
所謂搞好民生，就是建立「營生環境」。政權搞好民生不能單靠空言，必須要明白人權觀念及保障人權的『澤命不渝』政治觀念，政權要理解自己應有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，才能夠有效施政，才能夠建立「營生環境」，才能夠使社會和諧。
回顧香港，香港回歸後，政府一直強調營造「營商環境」。在數十年前，「營商環境」可以帶動建立「營生環境」。但科技發展，改變了「營商環境」的生態，漸漸與「營生環境」脫節，甚至開始破壞「營生環境」。「營生環境」不同於「營商環境」，「營商環境」只帶來商機，而「營生環境」是為帶來生機，確保人人有一份工作，可以解決食住問題，養活一家。「營商環境」只方便企業營商，難以確保人人可以謀生。在「營商環境」中，企業經商有其營商專業選擇性，在市場競爭下，會出現發展不均，使謀生工種選擇性不斷萎縮，形成一種壟斷，變相謀生機會由市場上的企業操縱着，在其他國家，這便是結構性失業的原因。這只強調營造「營商環境」的施政理念，有必要檢討。
更嚴重的是，政府沒有「營生環境」理念，便沒有土地利用建立「營生環境」的價值觀。在此情況下，政府看待土地，眼中只有賣錢的市場價值，價高者得，沒有建立「營生環境」後可供市民年年謀生的謀生價值及社會價值。而土地利用全由市場主導，營商和營生均會受到成本操控，在有限資源前提下，成本自會上升。政府如是，市場如是，一來一回，使「營生環境」不斷萎縮，生機不足，出現結構性失業和在職貧窮，無以維生，此亦為何年輕人總是覺得沒有出路的原因，民怨便是由此而起，香港亦正如〈管子。小問〉所說『夫牧民不知其疾，則民疾；不憂以德，則民多怨；懼之以罪，則民多軸；止之以力，則往者不反，來者鷙距』。由此可見，導致社會不和諧，主因是政府施政失誤而起，政府應該要負這責任。
歷史雖然過去，但是不察歷史，歷史會重現。當明白到社會政治經濟的關係，明白到社會和諧在於建立「營生環境」，便好應該吸取教訓，在營造「營商環境」之餘，先以生機為重，先注意「營生環境」的發展和配套措施，使社會營生取得平衡，人人能有謀生和發展的機會，香港社會才能夠返回和諧。『澤命不渝』這句說話，是千古不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