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出生入死』的古代政府理財哲學與『量入為出』之別

作者:曹鴻輝

『出生入死』一語最早見於老子,但後來大部分用法與老子的原意已有不同。

〈舊五代史。卷四十六。唐書。末帝本紀上〉『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,出生入死,金瘡滿身,樹立得社稷,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』,又如明羅貫中〈三國演義。第十三回〉『吾等出生入死,身冒矢石,功反不及女巫耶』。很明顯,『出生入死』一詞在這裡,解作「一起共赴患難」的意思,而這意思一直普遍用到現在,卻由此而引起對老子的誤解。

『出生入死』一詞最早見於《道德經》第50章,『出生入死。生之徒,十有三;死之徒,十有三;人之生,動之死地,十有三。夫何故?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,陸行不遇兕虎,入軍不被甲兵;兕無所投其角,虎無所措其爪,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?以其無死地』。

其實老子說的『出生入死』,意思是「順應天道則生,背逆天道則死」。第50章說,順應『天道』者生之途有三條,背逆『天道』者死之途亦有三條,死裡逃生之途亦有三條。這三條順應『天道』的生之途,便就是67章說的老子三寶『一曰慈,二曰儉,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』,是老子勸喻為政者的三種治國理政態度。與此相反,便是三條死之途。同時,老子更勸誡為政者要懂得觀察,知道如何順應『天道』而立於生地,以免逆『天道』而行而墜入死地。老子所說的『天道』,便是77章『天之道,損有餘而補不足』,這可說是保障弱勢社群生存的天理。

中國古時有『天道左旋』的文化認知,〈白虎通德論。三正〉篇便有記載。《管子》更具體說明這『天道』。〈管子。白心〉篇說『左者出者也,右者入者也,出者而不傷人,入者自傷也』,而『左者出』是『生』,『右者入』是『死』,『左』代表順應『天道』,『右』代表逆天而行,此所以《道德經》31章說『君子居則貴左』。這從古代夜觀天象時可以理解,其實地球自轉,面北夜觀天象時,以北斗為軸心,星空會從左邊地平線轉出,從右邊地平線轉入,因而得『左者出者也,右者入者也』的觀察,以此來表示『天道』。

有關『左者出者也,右者入者也』,在〈管子。白心〉全段是『道者,一人用之,不聞有餘。天下行之,不聞不足,此謂道矣。小取焉,則小得福,大取焉,則大得福。盡行之,而天下服,殊無取焉。(否)則民反其身,不免於賊。左者出者也,右者入者也,出者而不傷人,入者自傷也。不日不月,而事以從。不卜不筮,而謹知吉凶。是謂寬乎形,徒居而致名。去善之言,為善之事,事成而顧反無名。能者無名,從事無事。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。

此中所謂『道者,一人用之,不聞有餘。天下行之,不聞不足,此謂道矣。小取焉,則小得福,大取焉,則大得福。盡行之,而天下服』,便是施政者順著『天道』觀察環境開拓經濟生機的能力,營造營生環境,好讓百姓可以得著生機自食其力,這便是施政者之『德』,是履行「權力社會責任」的先決條件,並按施政者能力之別,可以讓民眾得利小、得利大、或得利天下。無論如何,施政者就是要能夠造福社會,否則社會便會動盪不寧,這便是老子『出生入死』的意思。同時『不卜不筮,而謹知吉凶』,施政者有這種開拓經濟生機的能力,便不用求神問卜。『去善之言,為善之事,事成而顧反無名。能者無名,從事無事』,施政者最好不要花言巧語,只要實幹做利益大眾的事便足夠,欲要成事,必須要思考及有洞察力,能者能夠思考,能夠處理事情而不會引起事端。

全段最重要是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這個經濟理財原則。管仲主政順應『天道』,按著「社會一體論」文化,建立全民皆有所養的經濟體『器』,這個『審量出入』,是審量供給萬民生活的生活物資是否可以周游社會達至每一個人,觀察這經濟大器所盛載每一個人是否能夠生活。施政者之『德』建立經濟大器以盛載人民,便就是〈周易。坤卦〉『厚德載物』的真正意思。

可惜這種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的理財哲學,戰國後已難再發現。「量入為出」一詞最初見於《禮記》。〈禮記。王制〉說『冢宰制國用,必於歲之杪,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。用地小大,視年之豐耗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,量入以為出』,由此可見,政府理財原則已轉為國庫的收支平衡,再沒有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這回事。

今年財政預算案公佈,反映出多方原則性的施政弊端,欠缺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理財哲學,欠缺營造營生環境思維,以及欠缺傳統智慧『政者正也』的施政方針。自回歸以來,舊經濟的營生環境一直受破壞,但並沒有建立新經濟的營生環境,反而不斷刺激地產業增生,造成營生環境進一步受壟斷,形成一個無法讓任何新生產業正常發展立足及成長的環境。政府明知樓價過高會為患,不知如何平衡社會利益,卻仍然賣地,在地少價高的惡性互動下使政府庫房獲利甚豐。今年財政有千多億盈餘,其中數百億便是賣地收益而來。不要說量入為出了,這巨額盈餘本來是由施政原則性錯誤而造成對預算的無從估計而來,根本是不健康。這樣不斷使社會財富過份積聚於少數人手中,政府調節不了之餘,更成為積聚財富的一份子,社會對此甚有怨言。老子說『聖人不積』,政府不應過份積聚財富,是有其道理。

這政府過度積財又面對民怨的情況,是很難處理。第一,是不知盈餘如何公平地回返社會,第二,直接派錢又會引起不勞而獲的責難,又不知如何派發才是公平。整個問題就在於本地經濟體本身沒有「社會一體論」理念,欠缺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思維,無法使每個人既可自食其力又可按勞而得。更在這情況下,短暫回返社會的盈餘很快又會返回積財的少數人手上,難以憑經濟活動在社會上周轉,使貧富懸殊問題永遠無法解決。

管仲的全民共享理念,並不是派錢,也不是共產,而只是確保人人有其謀生空間,僅此而已。〈管子。治國〉說『凡治國之道,必先富民;民富則易治也,民貧則難治也』,便點出治國之道先在富民,但這個所謂富民,只是因應天時地利營造營生環境,讓人人自食其力生活富足,即是〈管子。小匡〉說『無奪民時,則百姓富』,以及〈管子。侈靡〉說『辨於地利,而民可富』。

建設營生環境才是真正的理財要務,當然,香港不是古代農業社會,所謂天時地利,便就是指香港在特有時勢特有環境之下,重新善用土地,建立一個同時可讓高端以及至低端產業都能夠滿足的經濟體,再『審量出入,而觀物所載』,把經濟發展注意力返回香港。有趣的是,『出生入死』營造營生環境理念雖是舊觀念,但放於現代社會卻是新思維,同時是一種原則的轉變,政府理財哲學只著眼於量入為出,需要三思。

 

註1:文中引用〈管子。白心〉篇一段文字,其中『無名』一詞解作思考,在這解釋一下。人為萬物定名,即是對萬物認識後為萬物定一個名字及定義,『名』這一個字其中一個含義就相當於知識的意思。由此引申,『有名』是指建立了意識而得出的「知識世界」,『無名』是指未建立意識的「意識外世界」。人從無意識中建立起意識來,便是從『無名』中領略而建立『有名』,用現代術語來說,相當於從觀察中得到靈感而建立新思維,即是創意,這種創意思考方式在《管子》中稱為『心術』,而〈管子。白心〉篇的『白心』二字,意思就是以『以人為本』態度思考的高尚思維的意思。而『無名』一詞在這裡就簡單解作思考之意。

註2:原文於2018-03-02發表於《灼見名家》網站

 

管仲和平主義的『以正治國,以奇用兵』

作者:曹鴻輝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,世界普遍進入和平年代,只有少數地區或國家出現戰爭。二戰結束可以說是劃時代,之後教育普及化,生產模式轉變,生活有所改善,回顧戰爭的殘酷,世界和平已是一個普世的渴求。然而因為意識形態,又或經濟矛盾,大國之間出現過冷戰,又或者出現貿易戰,帶動軍備競賽,雖然沒有動武,但戰爭意識仍然存在,仍爆發戰爭的危機。到底戰爭所為何事?

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戰爭成因,找到原因,戰爭便有望可以避免。中國古代的獨特『以人為本』文化,或可借鏡。『以人為本』雖是管仲提出的人權觀念,其實是上承大同社會的『萬民皆有所養』理念,可惜到了周朝行封建,諸侯擁有土地權力和財富,結果內戰頻仍。春秋時代戰爭的特質或成因,主要是諸侯貪財,爭奪土地和爭奪人民,以爭加自己的稅收,但又疏於政事。

管仲貫徹他的『以人為本』人權觀念,提出搞好國內生產,搞好社會民生,作為為兵之計,這樣一來藏富於民,二來國庫豐厚,諸侯要增加財富,根本不用出兵,若每個諸侯都這樣,便沒有戰爭。這個便就是老子所說的『以正治國,以奇用兵』了。〈管子。小匡〉說『兵車之會六,乘車之會三,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,甲不解壘,兵不解翳。弢無弓,服無矢,寢武事,行文道』,齊桓公在管仲主政下『九合諸侯』,便就是與其他諸侯分享這種『以人為本』治國理念,『一匡天下』,得來數十年天下太平。所謂稱霸,僅此而已,與甚麼霸權主義是兩回事。

所以〈管子。七法〉說『為兵之數,存乎聚財,而財無敵。存乎論工,而工無敵。存乎制器,而器無敵。存乎選士,而士無敵。存乎政教,而政教無敵。存乎服習,而服習無敵。存乎遍知天下,而遍知天下無敵。存乎明於機數,而明於機數無敵。故兵未出境,而無敵者八』。刀劍有敵人,但生產是沒有敵人,民生管治是沒有敵人。接著說『故明於機數者,用兵之勢也。大者時也,小者計也』,所謂『機數』,就是國家存亡的策略,即是經濟,大者是順應天時,小者是籌策如何營運。

所以〈管子。七法〉再說『形勢器械未具,猶之不治也。形勢器械具四者備,治矣。不能治其民,而能彊其兵者,未之有也。能治其民矣,而不明於為兵之數,猶之不可。不能彊其兵,而能必勝敵國者,未之有也;能彊其兵,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,猶之不勝也。兵不必勝敵國,而能正天下者,未之有也。兵必勝敵國矣,而不明正天下之分,猶之不可,故曰:治民有器,為兵有數,勝敵國有理』。其中所謂『形勢器械具四者備,治矣』,就是搞好內部經濟使社會大治,作為強兵之道,勝國之理。

〈管子。兵法〉指出當時的諸侯多數罔顧內政,說『今代之用兵者不然,不知兵權者也;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,戰不必勝,勝則多死,得地而國敗,此四者,用兵之禍者也。四禍其國,而無不危矣』,只遂一己之欲而出兵,結果會危及自己,令國家不保。所謂『兵權』,並非是指調動軍隊的權力,而是指以兵來權衡利害的一種策略而已。

〈管子。幼官〉說得非常好,說『至善之為兵也,非地是求也、罰人是君也;立義而加之以勝,至威而實之以德,守之而後修,勝心焚海內。民之所利立之,所害除之,則民人從』。到底戰爭所為何事呢?當時出兵不外乎掠奪土地,以及所謂懲罰戰,用武力來戰勝,讓別國國君屈服。其實讓別國屈服,最佳辦法就是讓別國的人民都能夠謀生積富,這裡所謂『至威而實之以德』,便就是『以德服人』的意思。

歷史發展到戰國,戰爭的目的完全改變,諸侯不再滿足於求財,而是追求一種權力慾的滿足,追求自立為王後統一天下,諸侯之間便不是你死便是我亡,不再追求民眾多產,結果殺人如麻,下開『以暴易暴』的帝國時代,政治再不提『以人為本』,而只以保存王權為要。這兩千多年所發生的戰爭,就是這王權權力慾所驅使,且是普世現象。戰爭與帝國思想是分不開。〈管子。揆度〉說得好,說『今天下起兵加我,民棄其耒耜,出持戈於外,然則國不得耕,此非天凶也,此人凶也』,戰爭不是天災,而是人禍。

二戰結束之所以說是劃時代,帝國思想開始式微,民主理念抬頭,世界走回『以人為本』的路。而所謂意識形態,只是王權權力慾的尾巴依附而生。反而從貿易戰可以看出戰爭的兆因在哪。貧富懸殊以及經濟不勻,會是戰爭的最大兆因,第三世界國家因此而爆發內戰,已屢見不鮮。『以人為本』的路,仍然崎嶇。

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理念興起,使國際貿易份量提升,變成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,大部分國家都由外貿收入帶動本土經濟。但是,由於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理念,並沒有確保市場運作必須帶來全民就業,所以外貿收入與本土經濟活動的總收入,即是國民生產總值,與全民就業是扯不上關係,而外貿收入減少,卻會直接對本土經濟帶來負面影響,若這種狀態持續發展,沒有改善餘地,必會造成本土經濟困難,沖擊政治,貿易戰只會把問題加劇,要是情況沒法改變,便會引發戰爭。

主要問題是市場如何帶動全民就業,以及本土經濟與外貿如何取得平衡。現時世界所面對的是範式轉移問題,必須找出突破。管仲雖然生於兩千多年前春秋時代的農業社會,但是管仲的『以人為本』、全民就業一體經濟、權衡輕重等理念,並不過時。

 

註:原文於2018-05-08登於《灼見名家》網站

中國古代「社會一體論」與全民保障『信』文化

作者:曹鴻輝

《黃帝內經》談醫學談人體,其中很多文字表達方式,與道家很相似,相信是有受老子影響的,而從《道德經》與《管子》的關係,只說明老子這一套和諧理論繼承了更古老的中國文化傳統,而這套和諧理論,人體與社會是互通的。老子說『昔之得一者:天得一以清;地得一以寧;神得一以靈;谷得一以盈;萬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』,所謂『一』,就是和諧的意思,是『陰陽調和』的結果。在於個人,『萬物得一以生』,人體調和就是養生之道。在於社會,『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』,社會公正,人人得以生活,是社會和諧之道。

現在經常說『天人合一』,這詞彙近世才出現,意思人言人殊。不過,若以大自然、社會、個人三者出於同一和諧原則作生存之道,且三者和諧,天地人可混為一體,相信最切合『天人合一』的意思了。

其實中國古代甚早以前,古人已從自然環境及萬物身上,觀察到有陰陽或雌雄的特性,並發展出一套『陰陽調和』和諧理論,〈黃帝內經。經水〉說『此一隅之陰陽也,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』,古人把人比於天地,並非高傲,原意只是希望天地的陰陽和諧協調互補的原理,可以應用在人身上,在於個人,期以維護個人生存,發展成為中醫理論,在於社會,期以維護社會整體生存,發展成社會和諧政治經濟理論。

〈黃帝內經。陰陽應象大論〉『論理人形,列別藏府,端絡經脈,會通六合,各從其經』,人體經絡接通五藏六府,形成一個系統。天地人各自自我形成一個系統,即各自自我是一個整體,所以比之於社會,社會也是一個整體和系統。按這中國古代文化把社會比之於人體,人體運作原理與社會運作原理應該相類,那麼,從了解人體和諧之道,可以了解社會運作的和諧原理,這原理可稱為「社會一體論」。

〈管子。七法〉『有一體之治,故能出號令,明憲法矣』,管仲就以一個人的身體來比擬社會來治理,用保持身體健康的道理來比擬用『以人為本』原則治理國家。〈管子。君臣下〉『君之在國都也,若心之在身體也。道德定於上,則百姓化於下矣』。表明國家比之人體,人君為『心』乃一體之主,主理『五官』『五藏』,按〈黃帝內經。玉機真藏論〉『五藏者,皆稟氣於胃,胃者,五藏之本也』,養『胃者,五藏之本』,即是施政『以人為本』,因此『道德定於上』,履行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,人民才會安於生活。此處『道德』所說的『道』是『以人為本』的『天之道』,即是保障「基本人權」,『德』即是「權力社會責任」,所以『定於上』。

傳統中醫的人體經絡系統與『陰陽調和』之理,具體細節比較複雜,但原理則較為簡單易明。中國古代把吸入體內養生的不明物質包括訊息等通稱為『氣』,養份是『氣』的一部分,人體攝入養份『氣』,養份『氣』走入消化系統『器』後,便透過經絡系統輸送至全身,讓全身每部分都得到營養,人體各部分活著,就是整個人活著,而人體各部分的活動,都由『五藏』監察,主要是監察訊息『氣』是否平衡,即是否過盛或過衰,陰陽是否平衡,及監察攝入的養份是否平均,以及監察有沒有攝入有害身體的外邪物質擾亂了『氣』的平衡,『五藏』監察所得的訊息『氣』,送交『心』來分析處理,然後跟進,若不能自我調節便會生病,便要服藥,中醫藥原理便是靠自然界中其他物種作藥材,按物料的陰陽特性來調和身體的陰陽平衡,使身體回復均衡健康。

   在於社會,人民就像人身體各部份的細胞,社會憑著每個人勞動生產獲得生活所需物資糧食等,猶如從大自然攝取養份『氣』般,生活物資走入經濟體『器』後,便透過『器制』像透過經絡一樣輸送至全社會,讓每一個人都得到營養,社會上每個人活著,就是整個社會活著,而社會各階層的活動,都由『百官』監察,主要是監察生活物資『氣』的分配是否均衡,即是否有人過多或不足,及監察生產的生活物資是否平均,以及觀察有沒有外敵入侵擾亂了正常生產運作,『百官』監察所得的訊息『氣』,送交『主』來分析處理,『主』為社會的『心』,即是透過社會的『心』,思考分析社會訊息再作處理,社會若不能憑經濟體『器』中的市場活動自我均衡調節,便會生病,即是有部分人民的生活物資攝取不足,即是有貧窮現象出現,這時便要啟動『權衡輕重』作調理手段,按『陰陽調和』原理來調理社會,讓生活物資攝取不足的那部分人民重新得到足夠供應,使社會回復均衡健康。這「社會一體論」使『萬民皆有所養』,便是中國古代政權保障萬民生活的承擔『信』。

「社會一體論」把社會比之於人體,關鍵在於『器』字。〈黃帝內經。六節藏象論〉『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,倉廩之本,營之居也,名曰器,能化糟粕,轉味而入出者也』,現在已明白人進食食物後,在消化系統消化,化為養份,然後再把養份輸送到身體各部分,這攝入營養的部分可以理解為全身體營養的來源,所以說『倉廩之本,營之居也』,而稱為『器』。所謂『能化糟粕,轉味而入出者也,其華在脣四白,其充在肌,其味甘,其色黃,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』,便是『器』把攝入的食物轉化為「營氣」,輸送至全身。『器』的功能是『至陰』,在於社會,亦就是「雌性領袖本色」發揮照顧社會的功能。

比擬社會時,社會的『倉廩之本,營之居也』提供給全社會營養來源,就是指經濟,所以中國古代的所謂『器』可以理解為經濟體,亦就是老子『樸散則為器,聖人用之,則為官長,故大制不割』中所說的『器』,社會是一個整體,所以『大制不割』,不應該有階級之分,政權本著『以人為本』原則,營造「營生環境」,建立一個低下階層及所有人也得到照顧的經濟體。而『聖人』居『主』位,要發揮『心』的功能,領導『官』發揮『官』的功能,振興經濟,照顧全社會。在於社會,這個所謂『器』的經濟體,也就是讓人人可以自食其力的「營生環境」了。〈管子。乘馬〉『地者,政之本也。朝者,義之理也。市者,貨之準也。黃金者,用之量也。諸侯之地,千乘之國者,器之制也。五者其理可知也,為之有道』,這段文字所描述的,就是總合土地生產、行政管理、市場、貨幣制度、物流的一個全民照顧的經濟體『器』。

其實中國古代「社會一體論」,本來就是古代的一個天下觀,當時全天下可以比之於現代全世界,「社會一體」概念與現時全球一體化近似,但本質並不相同。「社會一體」化的社會是一個有機體,是一個整體,同時是有生命及有生命力的。至於現時的全球一體化觀念,只是近年發展出來普及世界的一個現代商業概念,只是商業行為中生產、物流、零售的整合,打破了國界的局限,無遠弗屆,僅此而已。觀念上,現時全球一體化只是從商業利益出發,沒有『以人為本』理念在其中。

阿當斯密(Adam Smith)寫《原富論》(Wealth of Nations),在〈序論及全書設計〉第一句便開宗明義便說「每一個國家每年全民的總勞動,所得到的總回報,可足以用作支付全民每年一切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。這些必需品和便利品,或是本國自己生產,或是從外國進口」,原本,這本來就與管仲『以人為本』經濟理念原則一致,藉經濟運作讓全民可以賺取到金錢足夠維持生活。

可惜的是,西方並沒有「社會一體」政治經濟理念、沒有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理念、沒有『陰陽調和』理念、沒有保障全體就業『信』理念、沒有『權衡輕重』調和市場極化等種種文化傳統,所以阿當斯密並沒有任何概念把市場運作中的資金流動,像血液流遍全身一樣流經社會上每一個人,而只作總數計算,貧富之間明知有差距,也不知如何處理。社會出現貧富懸殊,就是〈黃帝內經。脈度〉『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;六府不合則留為癰』,經濟養份或是謀生機會不能通暢地周流於社會,且逐漸積聚於部份富人手中。這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的一個原則性缺陷。雖然,阿當斯密曾經寫《道德情操論》(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),把社會問題訴諸良心,但是在自由市場上,商人本質上是以牟利為主,把良心問題交由政府負責,結果貧窮問題一直無法解決。

中國古代「社會一體」理念,不錯,只處於農業社會的發展中期,人民生活十分樸素,難與現今社會生活相比,但是,其中『遵道而貴德』的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理念、『萬民皆有所養』的全體就業理念、『器』照顧全民的經濟體觀念以及『官』社會監察理念等等,足以值得我們現代人借鏡。而最近的「基建社會企業」新觀念,理論上正可補足自由市場缺陷,發揮這『器』與『官』以及『權衡輕重』的功能,建立現代式的「社會一體」。

其實,縱使現今科學昌明科技日新月異,人的生存價值理應不變,『萬民皆有所養』概念,亦不應有變,所謂『養』,並非光是吃飯,不勞而獲,而是要自食其力。古代農業社會,生產模式較現代簡單,工種亦不多,『萬民皆有所養』容易辦得到,歷史亦有明證。現代高新科技社會,生產方式大有改變,生產效率大大提升,但竟然取締了大量人力和工種,造成失業,製造大量窮人,這是十分荒謬的事。這是一個道德問題。

人類歷史發展過程至今,找回自由平等理念,建立共和民主制度,但是歷史發展時至今天,人權及貧窮問題仍然無法根本解決。貧窮同樣是使人失去平等自由,也算不了真正民主。現在找回中國古代『以人為本』保障人人平等享有謀生權的「社會一體」理念,找回「權力社會責任」保障「基本人權」理念,可以為現代全球一體化觀念加以充實內涵,有助解決貧窮問題。中國古代這些掩藏了數千年的『以人為本』普世價值觀,可通上下古今,放諸四海皆準。

 

註:原文於2018-02-13發表於《灼見名家》網站